这在客观上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城乡居民生活成本，造成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
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往往没有人愿意摆摊开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张道阳告诉记者，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有本杂志叫《光彩》，其名称就来自胡耀邦的这次讲话。
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个电话。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糊口，只是为了生存。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糊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
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1986年，邓小平20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方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
因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
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各级政府必须下决心改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当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情况，进行自我革命。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权力的扩张必然造成寻租基础的扩大，而寻租基础的扩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败的蔓延。
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他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小，而是因为过度干预经济和没有受到监督，使少数人能够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
从所有这些国家的教训看，不能抽象地谈论强政府的优势和弱政府的劣势，而是要弄清政府权力的边界。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
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推行下去。
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我们注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级市的领导班子就决定管辖区域内要发展哪些产业，要有多少个项目，可以决定由财政给投资补贴，一把手、二把手类似于一个地方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来源: 《瞭望中国》总第162期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 市场 。第三，避免直接补贴供方。他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
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这样，要实现这一改革，不仅仅需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的设计，还需要领导人具有长远目光，更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决断，打破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
随着改革的深入，寻租的社会力量保守性的一面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腐败寻租活动普遍蔓延。
应当说，经济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还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实际上，连历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也有许多并没有完全实现。
(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如果是这样，就会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怎么才能解决体制问题呢？其实很清楚，就是要推进改革，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
当时的印度实行尼赫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政府对生产资料价格实行行政管制，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经济改革来说，它的真正启动是1980年9月发出的中发(1980)75号文件，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制。
实际上两者是同时发动的。人民大众的不满也由此而来。
它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产业同构化、同质化，因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一定会研究产业现状、世界趋势、市场的状况、竞争的情况，来决定投在什么地方。在这期间，权贵资本盛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不平等加剧，公权不彰，从而形成了社会溃散的局面。现在，中共中央提出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意味着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要进行系统改革的某种意向。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已经提出多年了，九五计划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过了10年，十一五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红线。
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行政许可法》已经规定了，只有少数机构才能设立行政许可，但是，现在行政许可比《行政许可法》建立以前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变相的各种名称，不叫审批制了，叫核准制，其实本质没有变。
政府权力过大，必然产生腐败想用政府的强力管控来遏制腐败是一种不可能成功、却十分危险的处方。近年来，买官卖官越来越盛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公权不彰，官员的个人意志能够决定企业的成败祸福。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旧路线、旧体制的老禁卫军们利用群众的不满，并在某些传媒的配合下，把群众引导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